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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二跟老師會面談讀書近況，其中有一段是問老師對於我研究適用範圍的討論。中間有一段讓我很有感觸。我問說我的研究領域是不是比較屬於已發展國家之範圍(advanced economies or developed countries) ? 老師跟我說應該是適用所有的國家! 因為現在的發展中國家如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原則上是非常接近已發展國家，可是內陸地區的發展則是非常遲緩。也就是在全球化之下所謂的 "uneven development"。所以，如果僅僅以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來分類已經沒有辦法很清楚的歸類，因為就算是發展中國家也會有類似已發展國家的發展情況，這樣的複雜關係很難用國家來劃分，所以用區域之發展情況來界定或討論，會比較貼切。
老師突然有感而發的告訴我說：他知道我對於physical infrastructure比較有興趣。(我是研究高速鐵路之投資對於都市發展之影響，都市會如何受到影響? 為何有些地方吸引較多發展? 而其他地方卻仍然發展遲緩? 即使如此，) 但是越來越被這樣的argument 信服: 也就是social infrastructure 比Physical infrastructure 來的更為重要。Social infrastructure 包括 技能(skills), especially mindset and attitude. You will not produce the development you wish. He said Silicon Valley is a typical example, and Pearl Delta river in China. 我一聽到當時並沒有立即有深切的感觸，因為老師所舉的例子是指高科技或者創新研發的產業發展契機，如矽谷及珠江三角洲。但是仔細想想，老師無意間把我過去在公部門工作時，一直很感到困擾及無奈的一個現象，用英文把他適切的表達出來。
台灣到底算是怎樣一個國家? 分類上既不會被歸於已發展國家，但也不致於被歸為發展中國家。自60年代起，因西方先進國家的企業以全球為其產業布局，保留具研發競爭力的核心能力，而將非核心技術之製造生產功能移往其他勞力較為便宜的地區，這樣的發展模式，具有穩定的政治環境及政策開放的國家特別能夠吸引外資，也因此台灣透過代工業經濟發展蓬勃,與香港、新加坡、南韓並稱為亞洲四小龍(East Asian tigers), 但是關鍵在於從過去到現在這四小龍彼此之間的競爭力之間的消長(需要資料佐證)。另外，過去因勞力便宜，所竄起的代工業國家，也同時面臨亞洲其他地區如南亞、東南亞、中國具有更具競爭力的廉價工資所形成的外資發展移轉之危機。而台灣本身加上自從1999年底政黨第一次輪替開始政局開始混亂，直到現在八年了，台灣的媒體及百姓變得更不理性了，國內不團結，大家只想要立場不問是非，也無法靜下來認真討論一下未來該如何發展? 這樣的局面，我很無奈及失望，我相信許多台灣人也都很擔心，因為台灣過去的發展榮景，是發展過程的一環，台灣也是因為這樣的歷史發展，發展到今天的情況。但是發展是動態的，如果無法認清並發展出競爭優勢，那從發展的高點，開始走下坡也是很正常的，該如何找到一條可以持續保持競爭力之道路是重要的國家發展課題，需要具有遠景、凝聚共識並長期的持續發展才能有成果。
國家或地方發展的競爭力需要透過基礎軟硬體的相輔相成，打好根基。基礎硬體指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包括交通建設、水利建設、醫療建設、文化建設等，基礎軟體則是social infrastructure. 包括許多服務，如教育發展、技能發展、健康醫療、文化發展、社區發展、社會救助等。該如何落實軟硬體的基礎建設? 才能達成發展目的? 這則反映在不同國家之間的發展程度。Physical infrastructure 是很容易在短時間內達成的，但是Social infrastructure 則需要長期的累積。因技術革新、交通、通訊網路建置發展以及旅遊觀光行銷之蓬勃發展，世界各國及許多城市均努力思考新的發展策略? 如何可以提升國際知名度及地位? 或如何扭轉頹勢另創一番榮景? 或如何吸引國際的投資等? 某些城市實驗性的策略一旦曝光或具高知名度，被其他地方複製的情況形成一種風潮。目前有三種發展類型：第一、最為熱門的是透過國際知名建築師所創造的建築或工程地標(iconic buildings)之都市空間改造及文化建設之案例來帶動都市的再發展：如西班牙的畢爾包博物館所帶來的觀光效益及發展，英國倫敦泰晤士河沿岸一連串的都市空間改造案例包括舊火力發電廠再利用之泰德當代美術館(Tate Modern)、千禧橋(Millennium Bridge)、倫敦眼(London Eye)、市政廳(City Hall)、倫敦塔(Tower of London)、倫敦千禧圓頂(Millennium Dome-O2)等，英國伯明罕之Bullring shopping mall 以發展商業購物中心為發展策略，西班牙Valencia 則打造水岸遊憩設施及前衛建築發展觀光; 第二、透過辦理活動或運動項目的機會來促進地方發展。荷蘭鹿特丹以文化建設及當代建築的實驗場自居，為2001年歐洲文化之都。英國利物浦市舉辦2008年歐洲文化之都。西班牙Zaragoza 2008年透過辦理世界博覽會的機會，請來知名Zaha Hadid 女建築師來操刀設計一座前衛的橋，西班牙巴塞隆納則透過1992年奧運及2004年Universal Forum of culture 重新打造都市水岸空間及設施，2008年北京奧運的大量體育建設及未來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等。第三、是透過新的概念及科技的發展來帶領一個發展方向：如德國魯爾(Ruhr)重工業區的再發展其生態復育與太陽能之研發。這些都市及區域之發展透過媒體及行銷的網路，傳到世界各地，大家有目共睹。也因此促進觀光發展及成為各國觀摩考察的主要目的地。在一一個案去作案例分析研究之前，總的來說，這些顯目的硬體建設之發展及轉型，其直接與間接效益仍需要長期觀察。但許多案例在社會發展之延續性及包容性上，就沒有那麼理想。研究分析批判說，這樣的都市再造及轉型的案例，實際上帶來都市發展之社會問題，如改造後房地產之飆漲，造成原本住在該地區之附近居民不得不遷移到較便宜的地區，這個現象被稱為 Urban Gentrification, 還有因開發所增加的工作機會，並沒有辦法幫助當地居民就業，反而是外來的勞工所取代，因為勞工需求的屬性不同等，衍生種種社會問題。這樣的現象在歐美有許多學者借由觀察研究將問題提出來，英國民間也有許多以研究發展為主之慈善機構(charity)對特定議題進行研究公開發表，供民間的個人或公司團體參酌，而政府被這樣的機制間接監督，可以形成一個修正及執行政策之社會回饋機制，可教育民眾、規劃設計者及企業的觀念、改進政府政策及執行方式。我個人認為，這樣的機制顯示出課堂外的教育、研究發展、社會共識的形塑管道及擴大視野之 social infrastructure 在歐美所扮演的角色，任何政策不是十全十美，而是如何正視釐清問題並進而改善問題。長遠來看，所形塑一種寶貴的社會基本價值，這種心態與態度的差別，正是歐美國家進步的動力。
反觀台灣，因過去亞洲經濟奇蹟為台灣所帶來的財富及物質生活水準的提升，面臨了需蛻變轉型時機，從地方政府執行經驗來看，因價值觀混亂，且沒有習慣回饋檢討的機制造成發展之阻力。從城鄉空間改造發展來看，近年十年來，中央地方層級政府紛紛到歐美日等先進國家考察，並從中吸取外國制度經驗回台應用。如內政部營建署從民國88年開始提倡 “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補助政策，企圖將過去以重大硬體工程建設為導向之政策，引導進入提倡環境品質、鄉土認同及社區價值，計畫立意甚好，按計畫名稱，這是一個蠻抽象且甚難評量的目標，如怎樣才算是成功地創造城鄉風貌？這類型補助計畫，涵蓋範圍甚廣，而適逢交通部觀光局亦推動觀光客倍增計畫，似乎自然而然 “如何用創造台灣城鄉風貌計畫來冀求帶動觀光客前來”的一種發展模式成為許多地方政府之主要目標! 各地方的發展情況不一，需求不一樣自然提案類型也多所差異。各縣市政府不論大中小都市、鄉鎮無不卯足力氣委託規劃單位來幫各層級地方政府提案，希望能獲得經費之補助。對於都市型區域來說，如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台南市等，因發展密度較高，借由提出類似環境改造綠美化或公共空間改造這類計畫，可以在短時間內借由環境改造整頓綠美化以提高生活環境品質，較無涉及地方產業或價值之改造，許多計畫成果均得到民眾的回響及認同。但是對於一些產業外移或發展遲緩地方或者是一些恬靜無爭的農村型鄉鎮而言，該如何發展或改造?或者最需要的是什麼? 就不像都市型的提案如此快速就可以達到目的，需要有遠見且長程規劃，有共識認同且跨不同領域的人才或社區一起努力，才有機會達到。然而就我親身的經歷，這類型的鄉鎮往往提出混合型提案，包括都市型景觀改造工程案及該地方的未來發展規劃，以為硬體完成了，自然該地方的產業就會發展起來，觀光客就會來，企業就會來投資。然而，事實往往是殘酷的，只是徒然浪費公帑而已。而錢花了，計畫結案了，就會有如期待的計畫結果產生嗎? 以文建會計畫之下所產生的 “蚊子館”，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很可惜這樣的錯誤還是繼續出現在創造城鄉風貌的計畫，只是從沒有用的空建築物換成沒人使用的硬體設施或耗能無法妥善管理的都市空間。因為補助計畫的方向引導，從純硬體建築工程的計劃導向到重視環境品質與文化價值與認同的風貌計畫，也顯示出經費撥用之屬性，大筆經費來自景觀案件，也造成建築師顧問公司的業務來源及重點之移轉，但是，城鄉風貌的價值是否能夠被普遍了解，中央及地方部門有沒有發掘問題出在哪? 是不是該減少預算編列? 案件類型是不是應減少工程案? 需求品質是否有把關? 提這類型的工程案之時機成熟到否? 有沒有跨部門解決真正達到再生的目的? 如果無法客觀回答這些問題，那還是枉然。 雖然還是有理念的案例與人才，但是台灣的社會還需要有監督與批判及檢討的能力，一種強大的Social infrastructure，正確的社會基本價值，可以提出不同的見解與討論，加上公部門的角色扮演，才有機會跳脫現在的困境。
老師突然有感而發的告訴我說：他知道我對於physical infrastructure比較有興趣。(我是研究高速鐵路之投資對於都市發展之影響，都市會如何受到影響? 為何有些地方吸引較多發展? 而其他地方卻仍然發展遲緩? 即使如此，) 但是越來越被這樣的argument 信服: 也就是social infrastructure 比Physical infrastructure 來的更為重要。Social infrastructure 包括 技能(skills), especially mindset and attitude. You will not produce the development you wish. He said Silicon Valley is a typical example, and Pearl Delta river in China. 我一聽到當時並沒有立即有深切的感觸，因為老師所舉的例子是指高科技或者創新研發的產業發展契機，如矽谷及珠江三角洲。但是仔細想想，老師無意間把我過去在公部門工作時，一直很感到困擾及無奈的一個現象，用英文把他適切的表達出來。
台灣到底算是怎樣一個國家? 分類上既不會被歸於已發展國家，但也不致於被歸為發展中國家。自60年代起，因西方先進國家的企業以全球為其產業布局，保留具研發競爭力的核心能力，而將非核心技術之製造生產功能移往其他勞力較為便宜的地區，這樣的發展模式，具有穩定的政治環境及政策開放的國家特別能夠吸引外資，也因此台灣透過代工業經濟發展蓬勃,與香港、新加坡、南韓並稱為亞洲四小龍(East Asian tigers), 但是關鍵在於從過去到現在這四小龍彼此之間的競爭力之間的消長(需要資料佐證)。另外，過去因勞力便宜，所竄起的代工業國家，也同時面臨亞洲其他地區如南亞、東南亞、中國具有更具競爭力的廉價工資所形成的外資發展移轉之危機。而台灣本身加上自從1999年底政黨第一次輪替開始政局開始混亂，直到現在八年了，台灣的媒體及百姓變得更不理性了，國內不團結，大家只想要立場不問是非，也無法靜下來認真討論一下未來該如何發展? 這樣的局面，我很無奈及失望，我相信許多台灣人也都很擔心，因為台灣過去的發展榮景，是發展過程的一環，台灣也是因為這樣的歷史發展，發展到今天的情況。但是發展是動態的，如果無法認清並發展出競爭優勢，那從發展的高點，開始走下坡也是很正常的，該如何找到一條可以持續保持競爭力之道路是重要的國家發展課題，需要具有遠景、凝聚共識並長期的持續發展才能有成果。
國家或地方發展的競爭力需要透過基礎軟硬體的相輔相成，打好根基。基礎硬體指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包括交通建設、水利建設、醫療建設、文化建設等，基礎軟體則是social infrastructure. 包括許多服務，如教育發展、技能發展、健康醫療、文化發展、社區發展、社會救助等。該如何落實軟硬體的基礎建設? 才能達成發展目的? 這則反映在不同國家之間的發展程度。Physical infrastructure 是很容易在短時間內達成的，但是Social infrastructure 則需要長期的累積。因技術革新、交通、通訊網路建置發展以及旅遊觀光行銷之蓬勃發展，世界各國及許多城市均努力思考新的發展策略? 如何可以提升國際知名度及地位? 或如何扭轉頹勢另創一番榮景? 或如何吸引國際的投資等? 某些城市實驗性的策略一旦曝光或具高知名度，被其他地方複製的情況形成一種風潮。目前有三種發展類型：第一、最為熱門的是透過國際知名建築師所創造的建築或工程地標(iconic buildings)之都市空間改造及文化建設之案例來帶動都市的再發展：如西班牙的畢爾包博物館所帶來的觀光效益及發展，英國倫敦泰晤士河沿岸一連串的都市空間改造案例包括舊火力發電廠再利用之泰德當代美術館(Tate Modern)、千禧橋(Millennium Bridge)、倫敦眼(London Eye)、市政廳(City Hall)、倫敦塔(Tower of London)、倫敦千禧圓頂(Millennium Dome-O2)等，英國伯明罕之Bullring shopping mall 以發展商業購物中心為發展策略，西班牙Valencia 則打造水岸遊憩設施及前衛建築發展觀光; 第二、透過辦理活動或運動項目的機會來促進地方發展。荷蘭鹿特丹以文化建設及當代建築的實驗場自居，為2001年歐洲文化之都。英國利物浦市舉辦2008年歐洲文化之都。西班牙Zaragoza 2008年透過辦理世界博覽會的機會，請來知名Zaha Hadid 女建築師來操刀設計一座前衛的橋，西班牙巴塞隆納則透過1992年奧運及2004年Universal Forum of culture 重新打造都市水岸空間及設施，2008年北京奧運的大量體育建設及未來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等。第三、是透過新的概念及科技的發展來帶領一個發展方向：如德國魯爾(Ruhr)重工業區的再發展其生態復育與太陽能之研發。這些都市及區域之發展透過媒體及行銷的網路，傳到世界各地，大家有目共睹。也因此促進觀光發展及成為各國觀摩考察的主要目的地。在一一個案去作案例分析研究之前，總的來說，這些顯目的硬體建設之發展及轉型，其直接與間接效益仍需要長期觀察。但許多案例在社會發展之延續性及包容性上，就沒有那麼理想。研究分析批判說，這樣的都市再造及轉型的案例，實際上帶來都市發展之社會問題，如改造後房地產之飆漲，造成原本住在該地區之附近居民不得不遷移到較便宜的地區，這個現象被稱為 Urban Gentrification, 還有因開發所增加的工作機會，並沒有辦法幫助當地居民就業，反而是外來的勞工所取代，因為勞工需求的屬性不同等，衍生種種社會問題。這樣的現象在歐美有許多學者借由觀察研究將問題提出來，英國民間也有許多以研究發展為主之慈善機構(charity)對特定議題進行研究公開發表，供民間的個人或公司團體參酌，而政府被這樣的機制間接監督，可以形成一個修正及執行政策之社會回饋機制，可教育民眾、規劃設計者及企業的觀念、改進政府政策及執行方式。我個人認為，這樣的機制顯示出課堂外的教育、研究發展、社會共識的形塑管道及擴大視野之 social infrastructure 在歐美所扮演的角色，任何政策不是十全十美，而是如何正視釐清問題並進而改善問題。長遠來看，所形塑一種寶貴的社會基本價值，這種心態與態度的差別，正是歐美國家進步的動力。
反觀台灣，因過去亞洲經濟奇蹟為台灣所帶來的財富及物質生活水準的提升，面臨了需蛻變轉型時機，從地方政府執行經驗來看，因價值觀混亂，且沒有習慣回饋檢討的機制造成發展之阻力。從城鄉空間改造發展來看，近年十年來，中央地方層級政府紛紛到歐美日等先進國家考察，並從中吸取外國制度經驗回台應用。如內政部營建署從民國88年開始提倡 “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補助政策，企圖將過去以重大硬體工程建設為導向之政策，引導進入提倡環境品質、鄉土認同及社區價值，計畫立意甚好，按計畫名稱，這是一個蠻抽象且甚難評量的目標，如怎樣才算是成功地創造城鄉風貌？這類型補助計畫，涵蓋範圍甚廣，而適逢交通部觀光局亦推動觀光客倍增計畫，似乎自然而然 “如何用創造台灣城鄉風貌計畫來冀求帶動觀光客前來”的一種發展模式成為許多地方政府之主要目標! 各地方的發展情況不一，需求不一樣自然提案類型也多所差異。各縣市政府不論大中小都市、鄉鎮無不卯足力氣委託規劃單位來幫各層級地方政府提案，希望能獲得經費之補助。對於都市型區域來說，如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台南市等，因發展密度較高，借由提出類似環境改造綠美化或公共空間改造這類計畫，可以在短時間內借由環境改造整頓綠美化以提高生活環境品質，較無涉及地方產業或價值之改造，許多計畫成果均得到民眾的回響及認同。但是對於一些產業外移或發展遲緩地方或者是一些恬靜無爭的農村型鄉鎮而言，該如何發展或改造?或者最需要的是什麼? 就不像都市型的提案如此快速就可以達到目的，需要有遠見且長程規劃，有共識認同且跨不同領域的人才或社區一起努力，才有機會達到。然而就我親身的經歷，這類型的鄉鎮往往提出混合型提案，包括都市型景觀改造工程案及該地方的未來發展規劃，以為硬體完成了，自然該地方的產業就會發展起來，觀光客就會來，企業就會來投資。然而，事實往往是殘酷的，只是徒然浪費公帑而已。而錢花了，計畫結案了，就會有如期待的計畫結果產生嗎? 以文建會計畫之下所產生的 “蚊子館”，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很可惜這樣的錯誤還是繼續出現在創造城鄉風貌的計畫，只是從沒有用的空建築物換成沒人使用的硬體設施或耗能無法妥善管理的都市空間。因為補助計畫的方向引導，從純硬體建築工程的計劃導向到重視環境品質與文化價值與認同的風貌計畫，也顯示出經費撥用之屬性，大筆經費來自景觀案件，也造成建築師顧問公司的業務來源及重點之移轉，但是，城鄉風貌的價值是否能夠被普遍了解，中央及地方部門有沒有發掘問題出在哪? 是不是該減少預算編列? 案件類型是不是應減少工程案? 需求品質是否有把關? 提這類型的工程案之時機成熟到否? 有沒有跨部門解決真正達到再生的目的? 如果無法客觀回答這些問題，那還是枉然。 雖然還是有理念的案例與人才，但是台灣的社會還需要有監督與批判及檢討的能力，一種強大的Social infrastructure，正確的社會基本價值，可以提出不同的見解與討論，加上公部門的角色扮演，才有機會跳脫現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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